“智慧城市”是近几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热词，其由IBM公司于2009年提出的“智慧地球”所引发，后借助物联和互联信息技术的传播而在各个领域广为人知。在全球“智慧风潮”和相关政策的激促下，我国很多地方纷纷提出创建“智慧城市”的口号，将建设“智慧城市”作为培育竞争力、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市民就业、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但是，应当看到，目前的“智慧城市”实践多属于概念构建期，人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智能城市或数字城市层面，各大媒体出现的“智慧城市”也让人难以区别哪些是城市营销的手段，哪些是城市建设的实况。事实上，“智慧城市”应当是对城市美好前景的综合描述，技术进步是“智慧城市”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因此，从超越技术进步的视角关注“智慧城市”建设，是值得探究的社会话题。

一、在动态均衡中创建“智慧城市”

　　针对当前人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过于偏狭的现实，我们需要采用更朴素的概念来理解广义的“智慧城市”。从广义的视角来看，“智慧城市”不是城市静态目标或者理想蓝图的宣言性描述，而是运用更先进的技术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动态过程，是使城市更加高效、安全、便捷、和谐、可持续的综合状态，即面对城市问题的智慧应对。“智慧城市”应当尽可能优化整合各种资源，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觉心情愉悦而不是压力重重，即适合人的全面发展。

　　由是观之，广义的“智慧城市”是一种运用智慧动态应对城市化进程的从容状态，其内核是城市化发展的质量导向，其形态是由精明的发展战略引领的空间有机体。它拥有自组织能力强的社会活动体系、创新性能力强的经济活动体系以及智能化程度高的支撑体系。

　　根据广义“智慧城市”概念，可以将“智慧城市”构建为战略层次、活动层次、物理层次三个层级和战略体系、社会活动体系、经济活动体系、支撑体系、空间体系五个体系。其中，支撑体系与空间体系共同组成“智慧城市”的物理发展基础，分别以信息技术进步和空间品质优化的不断演进，构成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平台;社会活动体系与经济活动体系互为关联并相互制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战略体系作为统领，实现各体系的总体动态均衡。譬如，倘若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这两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超出了合理区间范围，则容易导致社会、经济甚至更大范围的城市系统崩溃，此时，战略体系将发挥均衡作用。

二、在城乡互哺中创建“智慧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城市社会”作为主导状态的时期。但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发育仍然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经济发展仍然以总量增长为主要目标，快速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不必然形成良好的城市社区。在这种情势下，与“城市社会”相对存在的“乡村社会”必须智慧地进行应对，总的原则是：一方面应强调城市对乡村的资源和利益反哺;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乡村原生的自组织能力，探索一种高品质的城乡关系。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这些做法都值得充分肯定。因为乡村与城市一样，亟需实现现代化，亟需提升生活设施、配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但应当看到，乡村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丰富，还应该保留乡村特有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从理论上来看，乡村与城市的文化是异质的，相比而言，城市社会复杂性更高、包容性更强，而乡村社会要弱一些。但乡村社会往往是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的一个极为稳固的社会共同体，在遇到与集体利益有关的问题时，会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给我们推进新型城市化进而实现城乡无差别化最终目标带来巨大挑战。

　　我们认为，信息化是城乡走向无差别化的主要途径。现今社会，信息获得的渠道已无时空障碍，且信息的“在场性”和及时性均已大大提高，乡村社会有可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首先与城市完全同步，成为带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的突破口，最终实现高品质城市化的总体目标。这里的关键在于顶层设计能否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供给方面向相对“弱势”的乡村地区和流动人群倾斜，而不是仍然集中在“强势”的大中城市。

三、在提升空间自组织能力中创建“智慧城市”

　　当前信息化对时空的压缩以及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实质性影响日益凸显，在空间形态和人对空间使用方式等方面逐渐打破了传统经济区位导向的中心地等级结构，电子通讯网络的发达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距离的障碍，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巨型城市的出现，使得城市的一些非中心区域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形成经济活动的集聚。这些新的集聚体通过交通和通讯网络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城市圈层的发展格局被打破，造成了多中心网络化的发展格局。就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而言，信息技术对人们生活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城市中的居住、交通、工业等功能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土地使用尤其是中心区的土地使用出现了混合化的趋势，同时促进了城市郊区的功能重构。

　　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非地方性联系的频率和强度，人们对城乡空间的认知已经不再依赖于对真实物理环境的遍历式接触，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媒介的传播。但媒介本身不单单是中性的中介，相当程度上它会影响社会、文化及思想的建构。因此，对于可感知的城乡空间来说，各类互联网媒介所建构的功能等级序列和城乡差异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特定群体对空间意象的选择性传递。

　　同时必须看到，高度信息化增进了人们在地方上的关系多样性。在快速城市化状态下，复合血缘、地缘的空间结果比比皆是：城市化或半城市化人口中的社会底层(如农民工)以同乡为纽带，半封闭地聚集在特定而多样的城市空间载体中，体现为同乡同业聚集社区(如“城中村”);而其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上层人群则以业缘为纽带选择大城市作为落脚点，体现为一线城市对各类人才的强烈吸引，但从地方认同角度考察，这部分高端人群或多或少存在对城市问题的忧虑以及对城市环境的不满。更为重要的是，因地缘而生的本地化生活方式的不完全融入，使大城市难以成为被普遍认可的“家园城市”。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政府而言，尤其应当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战略性地动态平衡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高度关注信息技术进步带来贫富、城乡等两极分化的潜在危机。着眼制度、社会、民生的智慧化建设，通过智慧的顶层设计，使国民公平地受惠于智慧的技术，全面释放社会力、平衡经济力，以新型城市化引领城乡均衡发展。